吴国盛《什么是科学》最值得人文社科师生注意的，不是它讲了多少科学史知识，而是它提供了一种重新提问的方式。我们习惯把科学划给理工科，自己研究人、社会、文化、价值、制度。但本书提醒，科学不是外在于人文社科的对象，而是西方人文的一部分，是现代社会的结构原型，是理解现代性的钥匙。不研究科学，就难以真正研究现代人。于是，读这本书的过程，也是为人文社科研究搭建跨学科认知框架的过程。
这个框架的第一块基石，是把“科学”概念历史化。现代汉语“科学”来自日本对英文 science 的翻译，而 science 在英语世界广泛使用只有约一百五十年。牛顿、波义耳等人自称自然哲学家，著作是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”。吴国盛区分广义科学与狭义科学：广义科学相当于 episteme、scientia、Wissenschaft，指系统的、确定的知识，包括数学和哲学，中世纪加上神学，现代加上自然科学；狭义科学默认指现代自然科学。这个区分让人文社科师生意识到，科学不是铁板一块，不能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，更不能把自然科学等同于技术。今天许多争论，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、科学是否价值中立、科学精神是什么，混乱往往源于不区分这些层次。
接着，本书把西方科学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。大传统是希腊理性科学，追求确定性、系统性知识，以自由人性为根基；小传统是现代数理实验科学，以求力意志为动力，以数学化和实验为特征。大传统是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根本，小传统是西方现代区别于古代的标志。小传统活跃在大传统之中，但两者精神气质不同：希腊科学是求真的科学，现代科学是求力的科学。人文社科师生谈论科学时，必须追问是哪一个科学。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，还是伽利略、牛顿的数理实验科学？是欧几里得几何学，还是现代实验室科学？是作为自由学术的科学，还是作为技术力量的科学？不区分这些，就会在概念混战中迷失。
本书最富启发的部分，是把科学放回文明史与制度史。吴国盛提出，科学是希腊人的“人文”。希腊人以自由为理想人性，以科学为人文教化手段。“自由—科学”构成希腊人的“人—文”，正如“仁爱—礼”构成中国主流的“人—文”。在希腊，没有对科学的追求，就不配成为自由人。这打破了文理二分：科学原本是自由教育的一部分，是 liberal arts，是培养自由人格的方式。现代科学的兴起同样不能只从科学内部解释。吴国盛指出，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。大学作为自由学术的制度保障，出现在中世纪欧洲，而不是古代希腊或中国。经院哲学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种在欧洲人心里。唯名论革命摧毁理性的上帝形象，使世界碎片化，催生现代性方案：人取代神成为中心，通过征服自然建立秩序。现代科学因此携带一整套形而上学：求力意志、人类中心主义、征服自然、实验科学、世界图景化，包括自然数学化、空间化、时间化、机械化。对人文社科师生而言，科学史必须与宗教史、制度史、法律史、城市史、哲学史交叉。科学不是孤立的知识增长，而是嵌入文明结构的文化实践。
本书还提出技术、博物学、理性科学三者构成一个科学谱系。现代科学主流是数理实验科学，但数理实验科学不是现代科学全部。近代博物学也是不可忽视的科学类型。中国古代科学更多属于博物学范畴，以现代数理实验科学框架去整理重建，往往得到历史碎片。因此，建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博物学编史纲领，是值得尝试的方案。这个“科学谱系”对人文社科师生极具方法论意义。它让我们不再用单一标准衡量不同文明的知识体系。中国古代天文、历法、农学、医学，不必勉强贴“科学”或“非科学”标签，而可以在博物学、礼学、地方性知识框架中被重新理解。人文社科研究可以借此避免辉格史观——用今天标准剪裁过去，用西方框架剪裁中国。
书中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贯穿始终。中国文化是农耕文明、熟人文化、血缘文化、亲情文化，以仁爱为理想人性，以礼为人文教化。希腊文化是海洋文化、游牧文化、商贸文化混合体，是生人文化、契约文化，以自由为理想人性，以科学为人文教化。中国天文学本质上是礼学，是天空博物学、星象解码学、政治占星术、日常伦理学；希腊天文学则是应用球面几何学，是科学。这种比较不是分高下，而是建立参照。它让人文社科师生看到：科学不是普遍的人类能力，而是一种稀罕的文化现象；中国古代没有科学，不是偶然错失，而是存在的命运。理解这一点，才能既不妄自菲薄，也不盲目比附。
对人文社科师生来说，这个跨学科认知框架可以概括为几层意思。科学不是自然事实，而是历史—文化构造，有概念史、制度史、社会史，必须历史化、语境化。科学不是铁板一块，而是有大小传统与多重谱系，广义科学、狭义科学、技术、博物学各有逻辑。科学与哲学、宗教、政治、经济相互嵌入，希腊理性科学、基督教、大学、经院哲学、唯名论、现代性构成复杂历史链条。科学既解放又规训，既是自由精神又是求力意志；希腊科学追求自由，现代科学追求力量，科学主义则把科学变成意识形态。理解科学是理解现代性的核心，也是反思现代性的入口。数学化、空间化、时间化、机械化、量化管理、数据话语，都是现代世界图景的表现。
因此，在教学中，可以开设“科学人文”通识课，以《什么是科学》为导论，配合欧几里得、亚里士多德、培根、笛卡尔、牛顿等原典选读，让学生理解科学作为文化实践的历史。在研究中，可以把科学作为田野：科学史、科学哲学、科学社会学、STS、环境人文、数字人文，都是人文社科与科学对话的前沿。人文社科师生不必成为科学家，但可以成为科学的解释者、批判者、对话者。在方法上，要警惕辉格史观、时代误置、科技不分、科学主义。要区分科学、技术、博物学；要区分广义科学与狭义科学；要区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。
吴国盛在“前言”中说，真正的问题都是有结构的。人文社科师生读《什么是科学》，最重要的收获不是记住多少科学史知识，而是获得一种结构化的提问方式：科学是什么？谁在提问？为什么提问？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提问？这种提问方式，正是跨学科认知框架的核心。科学不是理工科的专利，而是西方人文的一部分，是现代社会的结构原型，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一面镜子。人文社科师生研究科学，不是要“普及科学知识”，而是要理解科学作为文化、作为制度、作为权力、作为意义系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什么是科学》不仅是一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著作，更是一张为人文社科师生绘制的地图——它让我们从“两种文化”的对立，走向“一个谱系”的对话。
（商务英语学院供稿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