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编者按】我是秦敏菲，站在“六扇门”下让我想起了三年前——那个同样的场景，我怀揣着一份模糊甚至有些天真的期待，加入了箕城书院。那时我绝未料到，我的大学叙事，会与几场辩论赛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，它的主线，将是从措手不及的慌乱，到独当一面的沉稳，再到坦然传承的释然。
在极限压力下读懂责任
大一那年，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我大半时间都在家中隔着屏幕与大学建立着脆弱的连接。返校后，为了弥补“空白”的大学生活，我加入了箕城书院的品牌营销部，但现实很快浇灭了我的热情，我满怀热情写的几篇关于校园活动的稿子，却没有激起半点涟漪。那种感觉，就像在空旷的山谷里呐喊，却连一丝回声都听不到。那时我几乎认定，我的大学生活大概就会在这样无意义的平淡中，悄然流逝。
真正的改变，发生在大二下学期。书院决定首次承办“2024乌马河·山西省高校辩论公开赛”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，而作为当时为数不多愿意踏实做事的成员，宣传工作阴差阳错地交到了我的手上。老师的安排清晰而残酷：我既是线上比赛的全时段场控，也是每晚战报推文的唯一撰写者和排版人。
场控的工作需要同时处理多项任务，笔记本电脑屏幕被分割成四五个窗口：线上会议室里，辩手们的小头像整齐排列；计时器软件的红色数字在跳动；一个私密的裁判群聊里，信息在飞速刷新；还得随时准备一个备用会议，以防主会场出现网络崩溃。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，不仅要确保计时精准、计分无误，更要像一个最专注的听众，耳朵捕捉着每一句发言，大脑则高速运转，辨别着其中的逻辑漏洞与精彩交锋，手指在键盘上敲出断断续续的笔记——这些，是晚上那篇推文唯一的、不可再生的素材。
有一次，因为评委对一种新的计分方式理解不一，导致两队最终平票，线上会议室瞬间变成了激烈的争论场。那个晚上，我一边帮老师翻阅资料、逐帧核对录像重新计算分数，一边眼睁睁地看着时钟的指针越过十点、十一点，而当天的战报，文档标题下还空空如也。
当场控的工作结束，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，经过一整天的高度紧张，大脑已经疲惫不堪。但任务在身，我必须强迫自己坐到书桌前，打开空白的文档。那些白天记下的零散词句，此刻需要重新整理和组织。初稿经常被老师用批注功能画得满篇通红，理由总是那么一针见血：“这句话放在哪里都可以，没有这场辩论的特点”、“用词不够准确，要找到专门形容这场辩论的词”。我至今记得，我曾用“双方激烈交锋”来描述自由辩论，老师却批注道：“交锋点在哪里？是事实的碰撞，还是逻辑的矛盾？要具体到辩手提出的某个论据或质询。”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宣传稿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记录，它需要的是对事件内核的精准提炼和有特点的表达。
内容确定后，排版和配图又是一项艰巨的工作。在微信编辑器里，标题的字号、段落的间距、图片的尺寸，甚至一个引用框边框的颜色，都可能成为被诟病的细节。“颜色不够正式，显得轻浮”、“版式不够大气，撑不起比赛格局”、“图片没能捕捉到辩论的锋芒，只是一张普通的发言照”……常常在深夜，当宿舍早已熄灯，只有我的电脑屏幕还亮着光时，我还在为某个标题的字体、某个边框的配色反复调整，直到手机屏幕上终于弹出“发送成功”的提示，而电脑右下角的时间已经跳过了23:59。那一刻，我瘫在椅子上，感到的不是成就感，而是一种被彻底掏空后的虚脱。
线上赛持续一周，线下赛又有三天。十几天里，每天都在重复着“高压场控-疲惫写稿-反复修改-深夜推送”的循环，疲惫感不断累积，但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极限压力下，我开始发生改变——用近乎苛刻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稿件里的每一个词都要反复推敲，排版里的每一个像素都要对齐。我从一个被动等待指令、只求完成任务的人，变成了一个对最终结果主动负责、追求极致的人。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，宣传绝非锦上添花的附属品，它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赛跑、与细节较劲、与表达精准度死磕的硬仗。它让我收起了学生气的散漫与随意，开始用一名真正的“校媒人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：严谨、及时、负责。
从炫技到传递尊重
大三，我以新的身份迎来了“2024乌马河·全国大学生辩论公开赛”，我的主要工作，从文字转向了镜头，负责整个赛事的视频拍摄与剪辑。尽管有过省赛的经验，但独立承担如此重要赛事的全部视频工作，还是让我感到沉甸甸的压力。我安慰自己：比赛的流程我都熟，拍摄无非就是捕捉那些最精彩的画面，应该不难。
线下赛第一天，我专注于捕捉那些情绪饱满的瞬间：二辩拍案而起时的锐利，三辩手势翻飞间的激情，自由辩论时他们眼中闪烁的挑战光芒。我专注于捕捉这些“高光时刻”，而那些一辩，因为陈词环节理论性强，辩手大多需要低头看稿，画面显得沉闷，缺乏视觉冲击力，在我的镜头下，他们习惯性地被忽略了。晚上回到工作室，我满怀信心地将素材导入剪辑软件，看着时间线上那些激昂的、快节奏的片段，自觉素材丰富、节奏带感。
然而，老师看完初剪版后，只问了一个问题：“为什么没有一辩的镜头？”我当场怔住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在我当时的认知里，这几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。老师的提问让我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：“每个位置都是辩论的一部分，镜头要有完整性，这更是对每一位参与者的尊重。”这句话，让我感到一阵羞愧。赛事已过，补拍无门，最终的妥协方案，是忍痛将正反方一辩的镜头全部剪掉，以维持一种残酷的“公平”。
这个教训是深刻的。我意识到，过去我引以为傲的“拍摄技巧”，不过是浮于表面的炫技。我学会了如何操作相机，如何调整参数，却从未真正思考过镜头为何而存在——它的使命不是展示拍摄者有多“会拍”，而是要真诚地凝视被摄者，去理解活动的内核，并传递对每一个个体的平等尊重。
第二天，我改变了做法,不再有丝毫走神，镜头始终锁定每一位站起的辩手，无论他们是陈词、质询还是总结，全部录制，生怕再遗漏任何人。结果晚上回来，我面对的是一个超过30G的庞杂素材文件夹。大量的静止镜头、无意义的停顿、缺乏焦点的画面，让筛选工作变得冗长而低效。当时在剪辑软件的时间线上拖动着进度条，感觉工作量巨大。
直到第三天，才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法。我不再凭直觉盲目扫射或过度聚焦，而是在赛前花时间研究对阵双方的辩题和可能的论点，预判自由辩论的交锋点。当辩手站起时，我不再是机械地录制，而是根据他的角色和场上局势，预判他可能出现的情绪高点，提前调整焦距和构图，有预见性地捕捉那些能传递情绪的特写和关键发言。当成片最终导出时，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这一次，镜头里终于有了完整的、八张各具神采的面孔。我明白了，掌握技术只是基础，更重要的是清楚拍摄的目的与重点。真正的成长，是从关注“拍得好不好”，转向思考“拍的内容是否传递了活动的核心与精神”。镜头是有重量的，因为它承载的不仅仅是影像，更是故事，是尊重，是视角的升华。
在有限素材中拼凑故事
大四，以“返聘”的身份再次参与到辩论赛中，角色很明确：主要协助视频板块的工作，并指导新加入的同学。我花了好几天时间，将过去几年积累的拍摄经验和方法，整理成一份详尽的赛事拍摄指导：如何快速判断并抓拍辩手发言时的有效神态？如何根据微信推文和短视频平台的不同要求处理同一份素材？如何在海量文件中建立清晰的命名和分类规则，以便多人协作时能快速查找？
我带着新同学，从如何调节白平衡、选择稳定机位开始，到如何通过观察辩手的微表情来判断其发言状态，一步步地拆解演示。看到他们从一开始面对镜头手足无措，到后来能独立完成一场比赛的跟拍和初剪，这个过程让我觉得，这几年积累的实战经验，终于有了延续的意义。
比赛按计划顺利结束，我本以为所有工作都已收尾。然而，国庆假期的傍晚，我接到了老师的紧急通知：需要将信院队伍在本届赛事中的所有表现镜头，剪辑成一段四分钟左右的集锦视频，第二天早上七点前必须提交。此刻，时间，不到十二个小时。
当我打开那个超过100G的原始素材文件夹时，迎面而来的是一场灾难。这些视频由不同的人在不同场次拍摄，格式五花八门，有的4K，有的720p，有的甚至是竖屏的手机录制，画质参差不齐，拍摄习惯更是天差地别。更大的困难在于，由于我们队伍与强队之间存在实力差距，很多镜头记录的是我们的辩手在面对猛烈攻击时，低着头翻找资料，或是发言断断续续、显得底气不足的窘迫画面。真正流畅、有表现力的“可用镜头”，少得可怜。
那个晚上，我的工作不再是创作，而更像是一场细致的筛选工作。我必须戴上耳机，逐段观看每一个文件，从大量平庸甚至无效的片段中，找出那些为数不多的、表达清晰或神态坚定的瞬间。我需要用这些有限的、片段的素材，尽力拼出一条能完整展现队伍参赛历程的线索。
我的工作更多是在拼接、调整节奏、添加基础字幕，试图用几个坚定的眼神、几句清晰的发言、一次有力的手势，去构建起整个队伍的尊严与努力。
凌晨时分，当最终生成的视频文件在云端开始上传时，我靠在椅子上，感到一种消耗后的平静。这次紧急任务，与其说是检验我的剪辑技术，不如说是检验在极端时间和素材限制下，能否稳妥地完成一个“交代”。
站在六扇门前回顾这三年，我的工作成果，最终沉淀为电脑上的一些推送和视频文件。但我带走的，远不止这些。我从一个认为宣传只是“写写画画”的门外汉，成长为深知其艰辛与意义的践行者；从一个只关注自我技术提升的学习者，转变为乐于分享、传授经验的贡献者。辩论赛的舞台属于聚光灯下的辩手，而我的舞台，在每一个深夜亮着光的电脑屏幕前，在每一个需要被记录和讲述的瞬间背后。大学四年真正给我的，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技能，不如说是在具体、琐碎甚至重复的任务中，学会了如何“负责”一件事从开始到结束，以及如何把这些有用的经验，毫无保留地交给学弟学妹。
带着这些，我即将离开六扇门，但我知道，前方还有更长的路，但“六扇门”内的这四年，已经为我备好了最坚实的行囊。
（撰稿：秦敏菲 供稿：商务英语学院）
